中国教育与矛盾转移

最近在友链的一个网站中看到了一段知乎言论

我认为中囯教育的成功或许不应该从这方面来看，而是从矛盾转移的角度来看:

首先，我们可以很轻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囯教育的主要目的明显不是教育,因为中国教育很明显并不能让人学到和12年时间相符的知识,相反的,大部分知识是没用的。

中国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转移社会矛盾和人才选拔，如果从矛盾转移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首先来看反抗,为什么学生没有反抗,也很少有质疑,我认为原因有下:

1. 经过12的年洗脑式教育，”学习是唯一出路”已经如思想钢印一样深深烙印在了每个学生的脑海中,他们被剥夺了选择权,很难去质疑中国教育这条”唯一道路”的正确性
2. 矛盾被“原子化”，无法形成集体力量。中国教育将对制度的矛盾很巧妙的转移到了系统内部每一个独立个体身上，学生的主要矛盾和竞争对象，不是教育制度本身，而是班级里排在自己前面的同学、是全市全省的其他考生。这种“原子化”的竞争使得学生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团结和集体意识去对抗共同的压力来源。每个人都在一个孤立的“战壕”里战斗。加之中国严密的档案制度和信用体系，任何“出格”行为的代价都都可能是个人前途的毁灭。
3. 政府的有意调控。中国政府显然知道学生阶层的社会能量，著名的五四运动和六四运动都是先例，而通过上面两条，应试教育体系将学生的精力牢牢锁定在书本和分数上，使其“去政治化”和“去社会化”，此时学生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已经相当稳定了，不可能产生暴乱，游行等行为。

接下来来看学生阶层是怎样作为矛盾转移的对象的,这里使用了社会熵的观点(这里可以将社会熵简单的理解为矛盾，矛盾的转移就是负熵):

1. 社会中不同组分对矛盾的承受能力不同，一些组分需要较低的社会熵（如政府，军队等），而一些组分可以耐受很高的社会熵（如学生阶层，农民工群体等）。
2.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一个孤立系统中，总熵是倾向于增加的。如果想让系统的一部分（A区域）熵减（变得更整洁有序），就必须把它的熵转移到另一部分（B区域），导致B区域的熵增（变得更混乱高压），且整个系统的总熵仍在增加。
3. 社会各组分可以看作一个“封闭系统”。 以目前的技术和文明水平，一个国家无法通过从外部自然环境（如开发外星球资源）或外部社会（如持续殖民）大规模输入负熵来解决其内部的社会矛盾。因此，要实现某个组分的低熵，负熵的来源必须在社会系统内部寻找。
4. 学生阶层联动了社会中大部分组分，他们的父母，老师，这些不同组分产生的熵都被注入到了学生阶层中，学生阶层成为了一个”熵壑”，他们承接了从社会各个角落被收集、转化而来的巨大熵，因为他们有很强的社会熵承受能力，一切矛盾都被归结为自身不够努力，而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5. 人感知到的时间流逝速度是呈对数增长的，18岁之前的时间对人来说占据了人感知到的时间的一半。但从客观来看，他们还剩下60年左右的时间，18岁不过是人生的四分之一，并且大多数人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能举很多实例来证明上面的观点：

1. “内卷”：“内卷”就是“熵壑”内部能量密度过高、无法有效释放而产生的现象。它是一种高强度的、无序的、自我消耗的热运动。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在疯狂振动，但整个系统的宏观位置没有变化，只是内部的温度（压力和痛苦）在急剧升高。
2. 心理问题：当“熵壑”的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内部温度过高，就会出现“相变”或“损坏”的迹象。学生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可以看作是这个“熵壑”过热、濒临沸腾或熔毁的标志。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自杀，但即使是这种最极端的情况，也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每个月中国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自杀，但大部分都被学校这个系统内成分在内部解决了，其他学生对此也近乎麻木，由此更可以看出学生阶层的稳定性和极高的社会熵承受能力。

从这里来看，中国严格的应试教育体系之所以如此顽固和难以撼动，并非因为它“好”或“高效”，而是因为它在功能上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社会熵管理系统。

之后呢？

对学生阶层中的个体而言，高熵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在他们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摆脱学生阶层的身份后，他们的熵就会进入熵壑中，当然，他们也也有可能进入新的熵壑中，因为熵壑明显不会只有一个学生阶层，就像上面提到的一样，农民工群体，城市青年白领及零工经济从业者都是熵壑，只是通用性没有那么强，对熵的承受能力没有那么强，他们可以反抗（罢工，游行）。

总结

这种熵壑并不只存在与中国，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甚至很多国家转移给学生阶层的矛盾要远大于中国。

我们对此不做主观评价，从整体上看，这确实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系统，但从个体上看，这样做确实不那么人道。

文章备份: Telegraph